專文
作者 | 鄭伃倢
「科學傳播泛指與群眾分享或討論—廣義的—科學的過程、結果和影響的多種方式。科學傳播主張以對等互動（interaction）的方式去解釋科學與技術發展、去討論科學與技術相關的議題。」1
1980年，英國皇家學院（Royal Society）發佈博瑪報告（the Bodmer Report），認為當時的社會大眾普遍缺乏科學知識、也缺少符合科學邏輯的思維能力——又稱為缺陷模式（Deficit Model）理論，認為大眾之所以經常對新興科學或科技發展持有批評與反感，是因為「普通人」不具備「科學家」才有的專業知識，缺乏科學思維、無法掌握科學邏輯。公民科學素養不足將可能負面影響科學研究與科技創新的成果，進而影響國家未來發展與競爭。若科學社群想要贏回大眾的信任與支持，需要投注心力於促進公眾理解科學（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, PUS）。
但「了解科學，民眾就會支持科學」的概念，以及「把科學事實說好，不然就說得更好（Telling the facts, telling the facts better）」的溝通策略，在後續的15年間受到嚴峻的考驗與挫折。這類溝通往往是單向的，且忽視閱聽者的反饋和感受，反而加深「由上而下」、「由科學家往普羅大眾」或「由專業往非專業」這類極具教化口吻的知識傳播方式，強化專家與群眾之間建立對立的高牆。英國社會並沒有因為更多的教育活動或公開講座，就變得更信任、更支持，或更願意挹注資源、更有興趣去瞭解科學知識及其發展潛力。
2000年，英國上議院的科學與技術特別委員會（the House of Lords Select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）提出的另一份報告，主張以「公眾參與科學（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, PES）」的概念取代「公眾理解科學」：在科學知識生產的過程中，以對話（dialogue）、雙向互動的方式納入民眾的想法、需求和疑慮，進而讓民眾加入並參與關鍵的科學政策與決策。不再僅追求「科學事實」是否正確闡述，或知識是否傳播或廣發；而是考量閱聽者的文化背景，例如：群眾對該議題的熟悉度、價值觀、感興趣的程度與動機，進而設計合適的群眾參與策略。2
常民專家（lay expertise）一詞也在此時出現，指「不具有社會所認定的典型學術背景或履歷，但因實際體驗與經驗豐富而比研究者更熟悉該議題或問題細節、解法、需求的人們」，例如：熟悉在地天氣與生態變化的農耕者，或實際接受醫學處置的病人與照顧者，常民專家經常能提供外人難以窺知的關鍵知識與見解。
至此，理想的科學傳播實踐強調的是將群眾／閱聽者視為知識生產過程的主動方之一，不再僅是告知（informaing）灌輸人們資訊與知識，而是將其感受與回饋視為值得相互諮詢（consuliting）的部分，甚至邀請相關群體一同進行協作（collaborating），最後能將知識的力量與產出知識的力量賦權（empowerment）於全體。由過去視科學為知識崇高地位，轉為強調群眾在知識生產與實踐過程參與的重要性。
各學術領域裡，名詞界定總會是重要的討論標的之一。但「科學教育」、「科學普及」，乃至「科學傳播」這些名詞的創建與區分，更多似乎是為因應當時代的新概念或需求，而提出對應的願景與行動方針。又國內與國際文化脈絡的差異，名詞定義-實際行動的認知與意義相對模糊，致使科學傳播者們彼此的主張和追求大有不同。這篇文章提供我個人在英國的所學和理解，其他相關討論可在網路與學術資源找到，鼓勵大家多方涉略。
科學普及與科學教育一詞的出現，可往前追溯至十七、十八世紀。科學普及（Science Popularization，簡稱科普），泛指以所有一般大眾為對象，推廣與或倡導科學知識與概念的傳播行為，常見的如：科普雜誌、文章、數位影視媒體等，自媒體的知識分享也可算是科普行為的一種；而科學教育（Science Education)，則可視為特別指教育機構、學校等含有明確規範的課綱與標準的知識教育行為，例如國民基本教育。3
相較於前兩者，科學傳播與群眾參與（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Engagement），則是1980s左右，因應近代的科學-社會議題而出現的整合概念。除了企圖綜括科學教育與科學普及，也納入（科學）新聞學、傳播學、多媒體科學等跨領域學科的理論和思維。這個領域期待科學傳播者能同時是實踐者也是研究者——既能在第一線與目標族群進行溝通與互動，又能藉研究工具針對溝通行為進行資料蒐集分析與反思。
英國科傳畢業生們多前往三類場域就職：一是政府或立法機關的科學幕僚，二是機構或學校等教育現場，三是私立或公立科學研究單位的媒體室。
在政府或政治單位裡，由於英國的證據基礎決策（evidence-based policy-making）的政治環境相對健全，諸如食品安全、醫療衛生、環境污染等法案擬定，需要科學研究背書。科學傳播者會負責挑選、整理，並轉譯相關的科學研究資料，製作成政策摘要，以提供給決策者和利害團體參考。另外也在政府擬定地方計畫（例如：區域遠距醫療服務、社區街道路面改造、農作物引進與種植推廣等）的時候，協助主持公民對話（dilogue）與公民審議（deligation)，引導有關利害關係人（stakeholder）、個體與團體進行協商並達成共識，增進民眾共同治理。
教育機構包含體制內或體制外的單位，例如：博物館、科教館、學校、推廣中心等。他們在這裡擔任常態或短期展覽（exhibition）、外展（outreach），與科學節（seience festivsl）等的策展人與講者，也推廣藝術，或在學校校園等正式教育機構裡擔任第一線教師與講師。
在公私立學術單位與大學的媒體室裡，則擔當推廣和宣傳的任務，運用新聞稿或各類社群平台發布最新的研究結果和突破，為社會經濟發展推廣新知，同時為學校、實驗室與研究單位爭取曝光度和知名度，促進潛在的支持和合作機會。
整體而言，英國的科學傳播已非停留於提升民眾的科學素養，而是追求賦權於群眾、共同參與科學政策決策。其相對多元的溝通需求及成熟的社會環境，為科學傳播提供理想的研究與實踐場域，使其核心理念有試驗、反思、發展並完善的機會。
反思國內的科學傳播研究與實踐，早期的科傳由於響應「提升科學素養以提升國家競爭力」，其研究興趣主要聚焦在科學-媒介-公眾的線性傳播模式，尤其聚焦在科學新聞／媒體／科學記者理解科學與轉譯科學的能力；雖然近代受「公眾理解科學」與「公眾參與科學」概念影響，逐步轉向探討科學知識與社會、群眾等互動關係，但似乎還鮮少見到納入群眾參與科學決策與討論的案例4,5。
如果和周遭的朋友閒聊的話，不難發現民眾普遍對於科學傳播的認知，大部分指「提升民眾科學素養」的科學教育類活動、影片動畫與出版物；或因應近幾年對假訊息、偽科學等意識提升，日受重視的事實查核與新聞媒體素養。機構與群眾所期待的科學傳播踐實踐，往往限於帶大家發射水火箭、運用流體力學浮空乒乓球，或寫文製圖剪片的社群網站小編。缺乏想像力和實驗性的科學傳播活動，也讓群眾對於科學主動參與的掌握和想像，停留在相對狹隘自封的位置。
在英國，由於與群眾共同思考、辯論與參與科學社會議題（socio-sciencetific issues，例如：基因編輯、氣候變遷等）的風氣發達。在圖書館、科學館、學校，甚至酒吧，都經常可看見由不同團體或人群，例如科學家、藝術家、學生、病友、環保團體等，發起的溝通作品，概其都極具互動性與意義。
其中我最喜歡的一件作品是「搖籃到墳墓，無論是疾病或健康（Cradle to Grave,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）」，由大英博物館與惠康信託，於2013年委託Pharmacopoeia製作。藉由按照人從出生、年老到死亡的時序，線性陳列出英國生理男性及女性，人生各個時期平均服用的藥物種類、劑型與數量，佐以關鍵圖片和文字說明，以病史反映出英國當代人一生的樣貌，同時刺激大眾對於「人對生理、生命、健康、醫療物質的期待」與「更好的生命和未來」進行反思。
製作團隊系統性地研究英國整體的死亡率與發病率，及各類藥品的處方-調劑數量，算出平均英國人一生會服用近14,000顆處方藥品（指需要醫師開處方箋才能拿的藥；不包含自行購買的藥品）。從成長發育、避孕助孕、心血管疾病、精神焦慮，到年老時的骨質疏鬆，最後面臨癌症與失智症狀等的用藥，逐步帶領人們經驗正在發生、或未來也即將發生的「疾病旅程」，一同探究人們真實的生活樣貌、掙扎與希望。
「Cradle to Grave,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（應是取自婚禮誓詞：[...]無論是貧是富、是疾病是健康.[...]我要支持你、愛護你與你同甘共苦[...]）」
以科學傳播與群眾參與評估（evaluation）的三個主要面向來看，這個作品提供包含感受、討論，反思與行動呼籲的互動脈絡與動機，在議題與群眾之間建立情感共鳴與關聯性（relevance），並同時將對於當代醫療治癒的信仰價值立場不同的人帶進對話（dialogue）裡6。無論是給藥的人、吃藥的人、相信藥有用的人、認為自己不需要吃藥的人⋯⋯不同的人對於這個作品的反饋，反映了當代對於健康—疾病的認識，與個人對於病痛的親身經驗7。這件作品目前仍被展示在大英博物館裡，每年提供無數在地居民、英國公民及學生，和全球旅客觀覽，製造無數反思與討論的契機。
這件作品是我個人對理想科學傳播作品的想像，它顯示鉅觀層次的科學傳播與群眾參與的價值與潛力，與科學-藝術共創特有的情感共鳴與普世性。若「應將科學傳播視為一連串涉及溝通互動、具備社會學意涵的連續過程，而非僅是篩選、簡化科學知識的結果8」，那科學傳播者與作品，應是一種會去追求匯集跨領域知識與視野、融入社會政策與文化脈絡，並懂得以情感價值為動機，進一步去幫助人們解決實際面對的問題，改善人們對未來生活想像的實踐行動派。
在台灣，面臨近代各種牽扯科學技術與社會文化的議題，人們也需要更多能提供跨領域視角、開放與接受討論辯論反思的情境，以共同面對複雜科學社會問題。期許由科學傳播實踐開始，能不止步於追求將科學講得淺白易懂9，而是能一起在不遠的未來，拓展出其作為當代複雜科學社會議題解法的角色與可能性。
1. National Co-ordinating Centre for Public Engagement(NCCPE)：https://www.publicengagement.ac.uk/
2. Frans van Dam, Liesbeth de Bakker, Anne M Dijkstra, & Eric A Jensen (2020). Science Communication: An Introduction. World Scientific.
3. Massarani, L., & Moreira, I. C. (2004). Popularisation of science: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permanent dilemmas. Quark, 75-79.
4. 張耀仁（2020）。〈臺灣「科學傳播」研究析論：理論詮釋與反思（1970–2019）〉，《傳播研究與實踐》，10(2)：1-32。
5. 張耀仁（2019）。〈科普，抑或科學傳播：關於臺灣的析辨與反思〉，《屏東大學科學教育》，5：1-8。
6. Reed, M. S., Duncan, S., Manners, P., Pound, D., Armitage, L., Frewer, L. J., ... & Frost, B. (2018). A common standard for the evaluation of public engagement with research. Research for All.
7. ‘Cradle to Grave’,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. Pharmacopoeia. http://www.pharmacopoeia-art.net/articles/in-sickness-and-in-health/
8. 同[4]
9. 黃俊儒（2012）科學教育的再延伸－歐洲科學傳播學術參訪之紀實、返想與策勵。科學教育月刊。2012(346)：12-27。
醫藥工作人員／獨立科學傳播研究與實踐者，持續學習、發掘與創造科學-藝術共創中的科學傳播價值，希望總有一天台灣能有自己在地的科學傳播-科學-藝術共創與共學社群。